斯坦福大学是美国硅谷的心脏,有着浓厚的创业氛围,无论是学生还是各个学科的教研人员,都能在这片土地找到创新的源泉。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学者在跨学科的合作氛围中,不断地实现突破,推出新的技术成果。其中有的选择将其专利授权给大型药企进行转化,有的则选择自己独立创业进一步进行临床研究。
臧晓羽博士是后者,她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分子医药方向的博士,2013年加入国际著名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Paul A. Wender院士课题组,围绕创新的药物递送和给药技术为研究重点,覆盖多肽、蛋白纳米颗粒和具有生物兼容性的高分子聚合物等多个热门领域。
斯坦福大学孵化,集聚硅谷创新力量,美国科学院院士20多年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在斯坦福大学化学系和医学院的支持下,臧晓羽博士和Paul A. Wender院士的成立了美国N1 Life,将课题组二十多年的技术成果进行临床转化。N1 Life先后由斯坦福大学官方学生孵化器和加州生命科学学院孵化。
Paul A. Wender院士是N1 Life联合创始人,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院士、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化学家,杰出教育学家、企业家,斯坦福大学化学系和医学院终身教授。其带领的课题组最早发明了人工合成紫杉醇,也是迄今最短且最高效的合成路径。他也是生物医药领域拥有多年经验的连续创业者,始终将科技服务于人作为第一使命。目前,有多家基于Wender院士课题组科研成果的公司正在进行临床阶段和临床前阶段的转化研究工作,包括阿兹海默病的治疗、肿瘤免疫疗法的开发、艾滋病等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方法以及抗超级细菌的新药研发。
从事新药研发一直是臧晓羽博士心之所向,在她看来,研发新药的工作和医生救治病人同等重要,可以帮助患者从疾病中解脱。所以自本科以来,一直到博士研究期间,她一直坚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在博士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创新的递送技术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了优异的递送效果,不但能够提高药物药效,还能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并克服多重耐药性。”臧晓羽博士告诉动脉网,“我们希望能尽快将该技术转化落地,从而真正帮助到更多患者。”
2019年,N1 Life正式落地在美国硅谷,专注于将生物医药技术从高校科研机构到产业的应用转化,并与斯坦福大学开展多项合作的研究项目,包括小分子药物递送技术、蛋白多肽药物递送技术、核酸药物递送技术等,同时长期与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加州生命科学学院(California Life Science Institute)等保持紧密合作。
创新分子转运技术多管齐下,推动药物递送技术革新,助力并加速全品类药物新药研发
N1 Life目前主要正在开发的是基于斯坦福专利技术的Absotride与ChRLP-mRNA技术,他们分别是利用多肽的偶联药物递送技术与基于高分子材料的核酸类药物转移递送技术。
Absotride递送技术主要针对小分子、多肽、和蛋白类药物,在公司前期的人源皮下耐药性头颈癌动物肿瘤模型中,Absotride技术显著提高了原始药物的药效,并且有效地克服了肿瘤的多重耐药性。对比目前在临床III期研究中使用的HIV-Tat初代跨膜递送技术,Absotride技术可以更高效且安全地提高小分子药物跨生物屏障递送效率﹐其递送效率超越HIV-Tat百倍。
Paul A. Wender课题组在过去近30年的科研积累中,将多肽递送技术进行了多次的进阶换代,不断提高其递送效率、安全性、和稳定性,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经验。因此,N1 Life的Absotride技术在非抗原依赖的肿瘤靶向性、肿瘤组织和细胞穿透性、以及克服多重耐药性显露出巨大优势。
Absotride技术在PDX动物肿瘤模型中的应用
目前,临床上基于多肽载体联合药物的偶联体被称为PDC(Peptide Drug Conjugate)药物,其结构主要包含3个元素:药物分子(Parent Drug)、连接体(Linker)、多肽载体(Peptide Transporter, i.e. Absotride)。通过一个可分解的连接物将特定的多肽序列与细胞毒素等药物共价结合,细胞毒素被靶向递送至患病组织,可减轻非疾病组织中的毒性效应,从而减轻不良反应,达到增效减毒的目的。
2020年8月,美国FDA率先对瑞典生物技术公司Oncopeptides的PDC药物Melflufen新药申请进行了优先审查,这是全球首个多肽-药物偶联物(PDC),能够靶向氨基肽酶并将烷化剂迅速释放到肿瘤细胞中。
N1 Life基于Absotride递送技术自主开发的PDC药物,可以大大缩短新药研发周期。臧晓羽博士解释道:“从一个靶点出发去筛选研究新药至少需要10年的研发周期,漫长且昂贵,无数病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失去生存的机会。无论是做科研还是做转化,都要勇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深度挖掘并学习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过去几十年药物研发领域的科学家医学家积累了大量的药物药效和安全性数据,包括研究数据和临床数据。对这些已经经过大量实验论证或已上市验证的‘老药’,根据临床需求,利用我们创新的Absotride技术可以快速对其进行优化,设计并合成PDC药物,直接在疾病模型中进行测试,从而大大缩短药物研发时间并降低成本,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解决临床疑难困境。”
通过Absotride技术,N1 Life成功地将“老药”打造成新药分子。市面上已经专利过期、以及在临床Ⅱ、Ⅲ期失败的小分子、多肽及蛋白类药物都是N1 Life优化的对象。优化后制成的PDC药物相对于原始药物具备更高的药效、更好的药物吸收效率、以及更低的药物毒副作用,同时可以克服针对原药物的耐药性,甚至扩大原始药物的适应症。例如将原来系统给药的免疫药物用于体外局部给药,降低系统免疫毒性。而相对于抗体偶联药物(ADC),PDC具备更好的组织穿透性、肿瘤穿透性、生产可控性、性能可塑性、生物兼容性、以及更易体内代谢。
除了PDC,N1 Life针对核酸类药物也进行了创新递送技术的布局——ChRLP-mRNA技术,源于斯坦福大学Wender院士实验室的核酸分子递送研究成果。
通过不断创新和研究,N1 Life建立了自有的载体筛选平台,可以快速开发高效的mRNA递送工具。公司可以根据mRNA的结构、大小,以及目标器官和细胞的性质,针对核酸类药物筛选最合适、递送效率最高的递送载体,赋能基因治疗和基因编辑,提高效率、安全性与稳定性。目前该公司正在进行mRNA肿瘤疫苗的开发。
配合ChRLP-mRNA技术赋能核酸类药物,再加上Absotride递送技术赋能传统小分子、多肽及蛋白类药物,N1 Life多管齐下,面向市面上大多数存在优化空间的药物,进行“药物升级”、“老药新用”。臧晓羽博士解释说,“公司通过药物递送技术层面的创新,我们打造的是Ⅰ类创新药物,并可持续地换发创新活力,不断输出新药产品,助力中国创新药从Me-too到Me-better的蜕变。”值得一提的是,在N1 Life递送技术的加持下,还能够有效突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等传统药物递送难关,未来的应用空间不可限量。
在商业模式上,N1 Life从NIH、NCI等药物分子数据库中筛选候选药物,自行建立研发管线并推进基于自有递送技术体系的临床产品的开发。同时,作为技术所有者和先驱,N1 Life对跨学科跨团队的合作持开放欢迎态度。臧晓羽博士表示,“N1 Life团队始终坚持初心,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最快最直接的解决方案,服务并造福人类。我们作为起源于硅谷的创新公司,肩负着创新和合作的使命,我们架起了两座桥梁,一座是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顶尖高校生物医药技术转化的桥梁,一座是临床需求与科研技术和科技产品研发之间的桥梁。”
目前,N1 Life已与多家科研界和产业界的合作伙伴达成共识,愿与合作方共同选择有潜力的原始药物进行药物开发。公司自有管线主要聚焦于难治性耐药性疾病的创新药物的研发,并且已经在耐药性肿瘤治疗、肿瘤辅助用药、皮肤疾病治疗、眼科疾病治疗等领域上有了相应的管线布局,正在积极开展临床前研究,公司预计在2022年推进系列管线进入临床试验。
据悉,N1 Life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Pre-A轮融资,用于公司建设新的研发实验室、管线推进及人才招募等方面。N1 Life种子轮由峰瑞资本领投,新进创投跟投。